
1951年,一位母亲带着儿子在澳门街头乞讨。此时,儿子已经奄奄一息,可是路人却很冷漠,万般无奈下女子举起一个牌子,跪地痛哭:“行行好吧,我是抗日名将的遗孀啊……”
1951年,澳门街头的酷暑中,一个衣衫破旧的女人跪在地上,怀里搂着奄奄一息的男孩。她颤抖着举起一块纸板,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——抗日名将遗孀乞食。路人脚步匆匆,鲜有人停下。
这个女人叫叶亚华。她的丈夫,是1938年战死在山东滕县的川军将领王铭章。
时间拨回1937年。抗战全面爆发时,四川还是一片远离前线烽火的大后方。王铭章担任川军122师师长,在接到出川抗日的命令后,他没有半点犹豫。部队出发前,他在德阳驻地召集全师官兵,当众咬破手指写下血书,誓与日寇血战到底。
出川之前,王铭章最割舍不下的是家眷。叶亚华已怀孕五个月,行动不便。他叮嘱妻子,若生下儿子就叫王道忠,意思是长大要走正道、忠于国家。他还特意交代,万一自己回不来了,家里的女人不必替他守节,趁年轻各自寻条生路。
1937年秋天,川军分批出川。王铭章所在部队走的是川陕公路,翻秦岭,过汉中,千里跋涉奔赴前线。那时的川军装备极差,士兵大多穿草鞋,扛的是川造老式步枪,有些枪膛线都磨平了,打出去的子弹乱飞。就是这样一支部队,硬是靠两条腿走到了华北战场。
川军抵达山西时,战局已经乱成一锅粥。部队缺衣少弹,急得到处找补给。路过晋军防区时,一些士兵实在饿得扛不住,撬了一座军需仓库,搬走了一批枪支弹药。
阎锡山知道后大发雷霆,原本承诺接济的物资全部扣下。蒋介石也直皱眉头,觉得这支叫花子部队走到哪乱到哪,一度打算打发他们回四川了事。
转机出现在李宗仁那里。第五战区兵力缺口不小,白崇禧试探着问李宗仁要不要这批川军。李宗仁倒是个明白人,说了句很实在的话:叫花子兵也是兵,能打鬼子就行。他不仅收编了这支部队,还给了五百支新枪和一批子弹。这份雪中送炭的情义,川军上下都刻在了心里。
1938年3月,台儿庄战役的序幕在滕县拉开。王铭章此时已升任第41军代军长,奉命率部死守滕县县城。他手下的兵力满打满算不到三千,对面压过来的是日军矶谷师团上万精锐,配有飞机、重炮和坦克。
王铭章很清楚这一仗的结局。他把师部设在县城中心的城隍庙里,往各团下达的命令只有简短的四个字——死守不退。城墙被炸塌了,就在废墟里打。子弹打光了,就上刺刀拼。粮食没了,就饿着肚子撑。三天三夜下来,整座县城几乎被夷为平地,只剩一座美国教堂孤零零杵在瓦砾堆间。
3月17日傍晚,日军坦克撞开了东门。王铭章带着几名卫兵往西关转移时,被架在房顶上的日军机枪发现,一梭子子弹扫过来,他身中数弹倒在街心。卫兵扑上去想挡,被他一把推开。弥留之际,他说了一句在场的人都记了半辈子的话:死在这里痛快,你们快去杀敌。
消息传开后,城内各处残存的川军伤兵炸了锅,打完最后一颗子弹,拉响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。三百多人,没有一个人当俘虏。
滕县失守了,但王铭章的三千人硬扛了日军四天,为主力部队在台儿庄布防争取到生死攸关的时间。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里专门写了一笔,说若无滕县之守,焉有台儿庄之大捷。
1938年5月,武汉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公祭。国共两党都派人吊唁,挽联挂满了灵堂。中共方面送来的挽联上写着“奋战守孤城,视死如归”,毛主席、陈绍禹、秦邦宪等联合署名。国民政府追授王铭章陆军上将军衔。他的灵柩沿长江经重庆运回成都,沿途码头和车站,百姓自发设香案路祭,队伍绵延数里。
叶亚华捧着抚恤金,带着幼子,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。解放战争结束后,她先到香港,辗转又去了澳门。积蓄花光之后,母子二人在陌生城市的犄角旮旯里艰难度日,最困窘时只能在街边乞讨果腹。
事情出现转机是在1951年底。澳门一家中文报纸的记者偶然发现了这对母子,核实身份后写了篇报道,标题就叫《滕县孤城守将遗属流落澳门街头》。文章一登出来,港澳和海外华人社会震动不小。消息很快传到台湾,当局碍于颜面,派人把母子俩接到了台湾安置。
此后几十年,叶亚华在台湾过着平静而寂寞的生活。她很少接受采访,每年丈夫忌日那天,会独自在屋里点一炷香,对着北方坐很久。
1984年,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追认王铭章为革命烈士。不久后,叶亚华收到了来自大陆的邀请函。晚年的她做了一个决定:带着儿子从台湾回到四川老家。2005年,这位百岁老人在成都安顿下来,办理了定居手续。
从1937年出川到最后魂归故里,这一家人用了将近七十年,走完了这个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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