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1年，一位母亲带着儿子在澳门街头乞讨。此时，儿子已经奄奄一息，可是路人却很冷漠，万般无奈下女子举起一个牌子，跪地痛哭：“行行好吧，我是抗日名将的遗孀啊……”
1951年，澳门街头的酷暑中，一个衣衫破旧的女人跪在地上，怀里搂着奄奄一息的男孩。她颤抖着举起一块纸板，上面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——抗日名将遗孀乞食。路人脚步匆匆，鲜有人停下。
这个女人叫叶亚华。她的丈夫，是1938年战死在山东滕县的川军将领王铭章。
时间拨回1937年。抗战全面爆发时，四川还是一片远离前线烽火的大后方。王铭章担任川军122师师长，在接到出川抗日的命令后，他没有半点犹豫。部队出发前，他在德阳驻地召集全师官兵，当众咬破手指写下血书，誓与日寇血战到底。
出川之前，王铭章最割舍不下的是家眷。叶亚华已怀孕五个月，行动不便。他叮嘱妻子，若生下儿子就叫王道忠，意思是长大要走正道、忠于国家。他还特意交代，万一自己回不来了，家里的女人不必替他守节，趁年轻各自寻条生路。
1937年秋天，川军分批出川。王铭章所在部队走的是川陕公路，翻秦岭，过汉中，千里跋涉奔赴前线。那时的川军装备极差，士兵大多穿草鞋，扛的是川造老式步枪，有些枪膛线都磨平了，打出去的子弹乱飞。就是这样一支部队，硬是靠两条腿走到了华北战场。
川军抵达山西时，战局已经乱成一锅粥。部队缺衣少弹，急得到处找补给。路过晋军防区时，一些士兵实在饿得扛不住，撬了一座军需仓库，搬走了一批枪支弹药。
阎锡山知道后大发雷霆，原本承诺接济的物资全部扣下。蒋介石也直皱眉头，觉得这支叫花子部队走到哪乱到哪，一度打算打发他们回四川了事。
转机出现在李宗仁那里。第五战区兵力缺口不小，白崇禧试探着问李宗仁要不要这批川军。李宗仁倒是个明白人，说了句很实在的话：叫花子兵也是兵，能打鬼子就行。他不仅收编了这支部队，还给了五百支新枪和一批子弹。这份雪中送炭的情义，川军上下都刻在了心里。
1938年3月，台儿庄战役的序幕在滕县拉开。王铭章此时已升任第41军代军长，奉命率部死守滕县县城。他手下的兵力满打满算不到三千，对面压过来的是日军矶谷师团上万精锐，配有飞机、重炮和坦克。
王铭章很清楚这一仗的结局。他把师部设在县城中心的城隍庙里，往各团下达的命令只有简短的四个字——死守不退。城墙被炸塌了，就在废墟里打。子弹打光了，就上刺刀拼。粮食没了，就饿着肚子撑。三天三夜下来，整座县城几乎被夷为平地，只剩一座美国教堂孤零零杵在瓦砾堆间。
3月17日傍晚，日军坦克撞开了东门。王铭章带着几名卫兵往西关转移时，被架在房顶上的日军机枪发现，一梭子子弹扫过来，他身中数弹倒在街心。卫兵扑上去想挡，被他一把推开。弥留之际，他说了一句在场的人都记了半辈子的话：死在这里痛快，你们快去杀敌。
消息传开后，城内各处残存的川军伤兵炸了锅，打完最后一颗子弹，拉响身上最后一颗手榴弹。三百多人，没有一个人当俘虏。
滕县失守了，但王铭章的三千人硬扛了日军四天，为主力部队在台儿庄布防争取到生死攸关的时间。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里专门写了一笔，说若无滕县之守，焉有台儿庄之大捷。
1938年5月，武汉举行了一场隆重的公祭。国共两党都派人吊唁，挽联挂满了灵堂。中共方面送来的挽联上写着“奋战守孤城，视死如归”，毛主席、陈绍禹、秦邦宪等联合署名。国民政府追授王铭章陆军上将军衔。他的灵柩沿长江经重庆运回成都，沿途码头和车站，百姓自发设香案路祭，队伍绵延数里。
叶亚华捧着抚恤金，带着幼子，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。解放战争结束后，她先到香港，辗转又去了澳门。积蓄花光之后，母子二人在陌生城市的犄角旮旯里艰难度日，最困窘时只能在街边乞讨果腹。
事情出现转机是在1951年底。澳门一家中文报纸的记者偶然发现了这对母子，核实身份后写了篇报道，标题就叫《滕县孤城守将遗属流落澳门街头》。文章一登出来，港澳和海外华人社会震动不小。消息很快传到台湾，当局碍于颜面，派人把母子俩接到了台湾安置。
此后几十年，叶亚华在台湾过着平静而寂寞的生活。她很少接受采访，每年丈夫忌日那天，会独自在屋里点一炷香，对着北方坐很久。
1984年，四川省人民政府正式追认王铭章为革命烈士。不久后，叶亚华收到了来自大陆的邀请函。晚年的她做了一个决定：带着儿子从台湾回到四川老家。2005年，这位百岁老人在成都安顿下来，办理了定居手续。
从1937年出川到最后魂归故里，这一家人用了将近七十年，走完了这个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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